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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还贷”成潮流 真的划算吗******

　　中国商报(记者 王彤旭)“填完信息提交后，显示线上申请预约额度已满。”

　　为了抢到线上申请预约提前还房贷的名额，冯婷(化名)连续几天蹲守在某银行线上系统碰运气。

　　按照网友的建议，放号时立即点进提前还本申请页里，连续填完各项信息后迅速提交，冯婷顺利抢到了号。

　　近期，像冯婷这样提前还贷的居民不在少数，“提前还房贷”再次掀起高潮。

　　现状：还贷忙 还贷难

　　相比以往希望能尽量多贷款、再加点杠杆的普遍想法，2022年，购房人的选择有了转向：提前还房贷。

　　“2022年10月初卖了一套小房子，赶在年前把目前住的这套房子的贷款结清了。无债一身轻，手里有存款，现在整个人都很松弛，准备开心过大年。”家住福建福州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珠海市民刘先生也表示，投资和创业都有风险，目前银行存款利率也比较低，自己就想着先把房贷还了。

　　提前还贷潮或已然出现。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还贷经历、如何还贷划算的帖子、笔记众多。

　　关闭线上申请提前还房贷通道、线下还款需提前预约、预约后继续等待几个月才能还款……受访者同时表示，还贷之路并不容易。

　　“我2022年10月中旬就预约过，直到前几天才接到银行客户经理的电话，说要等到今年2月之后才能还款。”刘先生说。

　　“2022年12月底和2023年1月初两次去银行，本打算还120万元，将贷款模式改为月供不变，年限缩短。结果银行也不征询我的意见直接做成年限不变，月供减少，导致余下的56万元30年还需支付37.8万元的利息。沟通未果，一气之下全部还清了。”有网友如此吐槽道。

　　对此，也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验：遇到银行拖延的情况，致电银监会投诉，很快就会收到银行的回复并顺利还款。

　　不过，也有受访者表示，提前还款的办理程序畅通无阻。

　　“我就是直接去银行填的表，无需等待，十分顺利。隔天存款进卡，次日上午就扣款了。在某国有大行办理提前还贷的广东佛山市购房者李女士对记者说。

　　总体来看，多数银行自预约后一个月内就可以完成扣款。

　　就北京地区而言，多数大型商业银行手机银行App和线下网点均可申请，线下申请流程更快更简洁，从预约、填表申请、等待银行通知再到完成扣款只需两周左右时间。

　　疑问：为何热衷于提前还款

　　自2022年以来，央行三次下调LPR五年期及以上利率，累计下调了35个基点，带动房贷利率的快速下行。

　　2023年1月13日，央行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2年12月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全国平均为4.26%，与2021年12月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是2008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在低利率时代，房贷杠杆两端的银行和购房人都有所考量。

　　随着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大幅下降，那些曾“高位站岗”的购房者们坐不住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提前还房贷的队伍。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在预期下行、投资机会缺乏而消费趋向保守、储蓄率走高的情况下，购房者大量提前还贷是出于节省利息支出和降低机会成本的理性考虑。

　　但对于银行而言，“心情”可能正好相反。

　　2022年8月1日，交行的一则公告曾引发轩然大波：自2022年11月1日起，调整个人按揭类贷款、个人线上抵押贷(消费)提前还款补偿金收费标准，具体以贷款合同中约定为准，补偿金比例为提前还款本金金额的1%。

　　这则公告虽很快被删除，也并未执行，但或可看出购房者提前还款对银行而言并非”乐见“。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一名信贷员向记者透露，银行不希望居民提前还房贷，一方面是基于银行房贷工作指标要求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按揭存款在银行属于重要的优质资产，风险小，利润大。

　　柏文喜告诉记者，购房者提前还贷对于银行机构而言，除了打乱原有的资金计划和影响资产端规模与利息收益外，也会对银行的存贷比、流动性以及资产与负债结构带来直接影响。

　　“正因如此，各家银行才对提前还贷设置了时间门槛、违约金门槛，以弥补因购房者提前还贷而对其利润、资金安排造成的损失。” 上述信贷员对记者表示，目前其银行还款手续比较方便，在北京地区没什么限制。

　　建议：是否提前还款要综合考量

　　提前还贷固然能减少利息支出，但需要注意的是，提前还贷并非适合所有的购房者。

　　河南泽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付建对记者表示，购房者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还款策略，避免遭受损失。如果房贷利率相对较高，无其他投资理财项目，而且有闲置资金的购房者，可以考虑提前还款。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扎堆提前还款并不可取。判断是否需要提前偿还个人贷款最直接的方式是看投资收益是否可以覆盖贷款利息，如果投资收益率高于贷款利率，可以考虑将资金更多用于投资，反之则可以考虑部分或全部偿还贷款。

　　“提前还款意味着短期家庭账户上流出大量现金，家庭需做好投资消费、养老医护、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的综合平衡，兼顾生活质量。需要强调的是，很多案例都表明，如果只是单纯通过杠杆来提前还款以减少未来的还款压力，很容易招致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提前还款要量力而行。”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对记者表示。

　　在受提前还贷朋友的“感染”后，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白杨(化名)也动心了，并做了一番如何还款最划算的攻略。但深思熟虑过后，白杨还是决定放弃。“提前还贷确实很吸引我，但家庭还是要有抵抗风险的能力，要把部分现金留在手里。”

　　值得一提的是，购房者对于提前还款是否“划算”的判定可能未必准确。

　　方正证券表示，不能直接对比房贷利率与理财收益率，还需要从还款时间年限、还款方式、已还款期数等多要素角度共同评估。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建议，大多数消费者选择的是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在还款前期还的利息较多。如果购房者还款多年，其实已经偿还了不少利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太适合提前还款。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